下午五点半了，太阳还高高的挂在西方那灰兰色的天幕上，不断的毫不吝啬地把热能喷向大地喷向人间。我扇着扇子，躺在丽水外甥送的竹木躺椅上，三十多年的汗渍把竹片染成暗红色，躺在上面似乎格外凉爽舒服。

    “咚、咚、咚”四岁的孙女田田该回来了，我起来开了门，果然是她。

    “爷爷你看，恁大的葡萄。”她把红色的塑料袋在我眼前晃动着，笑咪咪地说。

    “谁买给你的？”我明知故问。

    “姑妈。”她说着，把一串个头像乒乓球那么大的，黑里透红的葡萄拿出来，摘下一颗递给我。我接过来打算往嘴里塞，她很着急地大声嚷了起来：

    “皮还没剥呢？大笨蛋。”我听从她的“教导”乖乖地剥了皮，塞到嘴里。个头太大不能囫囵吞枣，只好咀嚼起来。

    “爷爷，葡萄酸不酸？”田田淘气地问。

    “真酸哪！”我故意逗她。然而，不知怎么的，经她这么一问，竟咀嚼出一股辛酸苦涩的味道来，一段尘封的故事浮现在眼前。

    一九五二年秋末，正是葡萄旺熟的时节。一天傍晚，太阳已掉到西山的树杈儿上，习习的山风有气没力地，驱赶太阳射下来的最后一股热气。土改工作小队的陈队长，慢吞吞的一步一点头地，登上去工作队员徐阿法家的石头岭。

    徐阿法，比我大三岁，去年和我在青田中学读完初中第三册，就休学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培训班，结业后分到陈队长摩下。这时他正在吃晚饭，见队长来了，就放下碗筷出来迎接。陈队长走到屋墙外摆着的条石旁，伸手摸了一下条石：

    “你这里太阳荫得早，条石不烫了，就在这里坐一下吧！”并示意阿法坐在他的旁边。陈队长解开手帕包，拿出两串绿宝石般的晶莹剔透的葡萄，递一串给阿法。

    “哪里来的？”阿法明知故问，他知道村里唯我家有一株葡萄。

    “民兵上午从‘秀才’家摘的，这葡萄可真甜呐。”陈队长回答，摘一粒放到嘴里。接着说：

    “秀才（村人都这样叫我爸）的材料又退回来啦，说是条件够不上划地主。昨天乡里开会，中队长又批评我们，说我们思想保守、工作不力，至今还挖不出一个地主来。”陈队长觉得很委屈。

    “条件是不足啊，他家共有水田45担（合9亩）自己耕种38担，没雇长工，只有7担出租。全家十口人，按人均最多只是村中的中上水平。而那座新屋，众所周知是用番邦银盖的，绝非剥削而来……”阿法书生气十足的这样想。